依京特教授之见，第一类违法阻却事由是正当化事由(真正的违法阻却事由)，第二类违法阻却事由则是刑事不法排除事由(排除可罚的违法性事由)。
1980年2月12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学位条例》，它作为建国以来第一部由最高权力机关制定的教育法律，拉开了改革开放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序幕。回顾这段学术史，分析其中的成果、特点与问题，可以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在梳理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主要特点，看到成就的同时，也有必要清醒认识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高等教育法学教材建设相对滞后。这一案例引发了学术界一系列思考，如高校的法律地位、高校内部管理行为的可诉性、大学自治等等。从学术发展的规律来看，首先是要确定高等教育法治研究的基本概念或者基本范畴。展望未来，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下，应该以习近平新时代高等教育法治思想为引领，在研究议题和内容上不断扩展和深化。在高等教育法制实施的过程中，需要高等教育参与主体，如教育部门和高校依法依法治教和依法治校，但这仅仅只是高等教育法治的一个层面。
高等教育法治化可以理解为高等教育从无法治到有法治的变迁过程，目标是通向高等教育法治。换言之，学术界还没有将高等教育法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进行发掘，而如果没有一套相对规范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高等教育法治应有的学科地位就难以彰显，这就要求从推动高等教育法治研究内涵式发展的层面来思考这一问题。即便认定行为人的行为基于违法阻却事由在刑法上合法化，也只是意味着其欠缺刑事违法性，并不妨碍该行为在其他部门法中属于违法行为。
在对人民警察适用正当防卫的规定时，便应当充分考虑防卫人是人民警察的特殊身份以及其超出普通公民的特殊能力。若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的行为能够通过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合法化，则相应行为不仅在刑法上合法，在行政法上也同样合法。不仅如此，刑事不法排除说与可罚的违法性理论均要求区分一般的违法性与可罚的违法性。第五，职务行为说认为单纯依据行政法律法规就可以妥善地规制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的行为，使之作为法令行为合法化。
这些行政法律法规相互呼应，对人民警察合法使用警械和武器的各种情形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限定。违法区分说肯定警察行为可以构成正当防卫，但同时认为，正当防卫只能使警察行为在刑法上合法化，不能排除其在行政法上的违法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不能采用相对笼统和富有弹性的立法方式。而所有这些，都与法律赋予公民个人进行私力救济的防卫权的本质大相径庭。然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第1款第13项和第14项却规定，对于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或者携带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的犯罪分子，警察仍然可以使用武器。例如，人民警察若具备格斗技能，就应当要求其优先徒手制服不法侵害人，而非过早地使用警械。
为避免不当扩张警察职权，警察的防卫行为只有在符合行政法律法规时，才能作为正当职务行为或者法令行为合法化，若其不符合相关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也不得对之适用刑法正当防卫的规定。由于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的行为经常会限制不法侵害人的人身自由甚至造成其伤亡，根据《立法法》第8条和第9条之规定，就只能根据法律规定合法化。相应地，正当防卫的性质便不能成为否定正当防卫说的理由。2.比例原则 对正当防卫说另一个常见的质疑是，国家行为必须在符合比例原则的前提下才能合法化，而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制度却并不受比例原则制约。
因为，在刑法中合法的行为是否在行政法中也合法，是一个独立于刑法之外的问题。在个案中，只有当开枪击毙不法侵害人确属制止不法侵害的必要措施时，人民警察开枪击毙不法侵害人的行为才能依据《刑法》第20条第3款的规定合法化。
例如，德国刑法学者京特(H. L. Günther)教授就认为，刑法的任务并不在于笼统地区分合法与非法，而只是将部分违反法秩序的行为定义为与刑法相关、值得科处刑罚的不法行为。据此，若人民警察在特定条件下对于警械或武器的使用能够构成刑法中的正当防卫，就应当将之视为法律规定可以使用警械或武器的其他情形，并进而肯定人民警察对于警械或武器的使用不违反《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这种结论不仅更符合生活事实，也可以避免在刑法与行政法中就同一个警察行为产生不同的违法性判断，从而维护法秩序的统一性。[44]虽然刑法中的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属于真正的违法阻却事由，但是，在其被适用于警察等国家公职人员时，却应当被视为刑事不法排除事由。至于国家公职人员是否逾越了职权，是否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履行职责，则非所问。[66]德国司法判例原则上也采纳了正当防卫说的立场，承认刑法中的正当防卫等违法阻却事由在紧急情况下可以被视为对国家干预公民基本权利的授权规范。[7]由此可见，我国学界在对警察防卫行为是否能适用刑法正当防卫之规定的问题上，明显存在不同的立场。[37] 2.规范上的逻辑矛盾 当然，今天已有许多学者不再在上述严格意义上理解法秩序统一性原则。
既然如此，就难以简单地认为，刑法正当防卫的规定因在明确性上明显不及行政法律法规而不能成为对公职人员的授权规范。[82]毋宁应当认为，即便在制止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时，人民警察的防卫行为也仍然需要遵循正当防卫的必要性标准。
首先，明确性原则并不意味着任何授权国家干预公民权利的法律规范都必须百分百精确《改革意见》要求完善讯问制度、防止刑讯逼供，需要通过收集过程证据来防止侦查人员非法取证。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将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总则，同时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力图通过严格刑事程序来规范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行为。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的目标应当包括践行程序法治、保障基本人权和尊重司法规律。
合理的管理监督体制需要正确界定权力和责任。刑事执法行为，特别是侦查行为，作为与公民基本权利联系最为密切的活动，最应当确立和贯彻保障人权的理念。另一方面，执法行为必须严格依法而行，对法律规定之事项，必须严格执行，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总结来看，可以归纳为两点：一为夯实自身监督。
具体而言，当前对公安执法规范化的内容可以作四个层次的理解： 首先，严格是执法的基本要求，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体现。（三）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公安执法规范化之定位：全面建设法治公安的切入点与落脚点 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我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公安改革中的突出体现，在整个公安工作中居于全局性、基础性地位。这种监管模式显然无法起到有效规制侦查权的作用。
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安机关上下级监督，包括上级公安机关对下级公安机关的监督和同级公安机关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主要表现为上级公安机关督办案件，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拘传、拘留、搜查、扣押等强制性措施。一是建立正确的责任评价机制，构建科学的办案考评机制。
二是公安督察系统的监督。通过程序上的正当合法来保障案件结果正义，即便是这种程序对结果正义的保障存在不确定性，至少这种程序上的努力也可以使这种结果被人接受。侦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尚未接受法庭审判，理应被当作无罪之人来对待，其人身、财产、隐私等各项权利应当受到平等的保护。第二，由重配合轻制约向配合制约并重转变。
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侦查程序，乃至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顽疾。《意见》出台后，侦查主体取证工作的责任意识显著加强，侦查人员收集、固定证据的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落实到执法层面便是要求执法行为要严格遵循法律。以权力为核心亦或以权利为核心是人治国家与法治国家的根本分野。
这便为检察机关引导侦查机关侦破案件提供了合理路径，即以法定的证明标准作为指导的基本依据，确保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根据《意见》内容，刑事执法权运行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由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转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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